类器官和基因检测报告的互补解读

本文为转载内容，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进行删除。                作者:秦粤仁             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文章转载于：普罗布诺(重庆)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
目前用于药物精准筛选的技术，主要是基因检测和疾病模型（例如PDX和类器官）。

基因检测（二代测序NGS）能筛出突变靶点，从而辅助分析用药方案，越来越受到各大指南的推荐。在2019年的NCCN指南中：

肺癌靶向用药推荐检测的基因类型，在原来八种（EGFR、KRAS、HER2、ALK、ROS1、MET、BRAF和RET）的基础上新增了NTRK基因。

 

肠癌则首次明确，建议所有的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，都应进行RAS（KRAS和NRAS）和BRAF基因检测。可以单独进行检测，也可以作为NGS panel的一部分进行检测。同时还推荐所有的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进行NTRK基因检测。

 

由于拉罗替尼的问世，NTRK基因受到了格外的重视。这种逻辑是显而易见的，先有治疗药物，基因检测才有意义。倘若发现了变异基因，却无药可用，也是一种浪费。

类器官和NGS的药筛技术，各有千秋。类器官暂且不能与血管共生，因此很难预测纯VGER药物的敏感性。基因测序则存在盲点和药敏概率的不确定性，尤其是对于化疗药的预测，以及发生耐药以后的用药选择，左右为难。

类器官和NGS，各有裨益。不妨两相结合，优势互补，这会帮助我们在用药选择上更加精准和富有策略。下面举四种不同情况来加以分析。

第一种情况，NGS和类器官在靶向制剂上的药敏结果是一致的。

相对NGS，类器官测评化疗药的优势更为明显，更加直观和精准，这可以帮助我们辨识和修正NGS报告上对化疗药的推测性建议，比如“可能有效”或者 “可能耐药”这种模糊的描述。如果只做化疗药的筛查，类器官无疑是最佳选择。

第二种情况，NGS和类器官药敏的结果有所背离。

这种小概率事件偶尔也会发生，孰是孰非，真理还需要用实践来验证。北京协和医院去年就出现过一例ALK阳性的肺癌病例，该突变由于丰度太低，导致NGS漏检。但类器官却能在培养过程中，优先培养具有异质性的干性癌细胞，筛选出对ALK阳性敏感的靶向药，采用以后也确实奏效。

第三种情况，NGS没有发现变异靶点，或者发现靶向耐药，然后求之于类器官检测。

近期就碰到好几个病例， NGS找不到突变靶点，同时可选用药极其有限。最后结合类器官检测给出的信息，找到了用药选择的方向。至于晚期多发转移的患者，出现耐药的情况更为多见。在这样的选择困境中，向左还是向右？类器官正好可以给出答案。现实生活中，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就是在此情况下选择类器官药物筛选技术的。

第四种情况，没有做NGS，只做类器官检测。

对于早期患者，不少药物的敏感性仍然保持足够高的概率，根据指南就可以制订比较完善的用药方案。但是，尽信书不如无书，富有经验的医生并不会迷信指南，毕竟指南描述的也仅仅是大概率事件。对于每一位个体而言，因循指南或许有ABC的多重选项，但是通过体外验证，则可以让临床判断变得更加具有前瞻性，从而可以减少耐药的风险，为后续治疗留多一点筹码。

 

值得一提的是，个别病例也曾筛选出指南以外的药物种类，通过知情同意后应用于患者，竟也起到了显著疗效。这并不奇怪，人们对药物和疾病机理的研究，其实是有限的。面对仍然未知的黑箱挑战，不如就让体外替身-类器官来帮助我们探索吧。